学术合作为建立更紧密相连的世界奠定基础

 

　　UCLA拥有12个学院以及大量的研究中心和协会、4万多名学生、4千多名教授，每年获得研究经费资助高达10亿美元。这所全美公立系统排名第二的大学有120多个本科专业，并提供将近150个研究生学位课程。

 

　　UCLA全球论坛北京站“未来中国”专题讨论近日在北京举行。在论坛上，UCLA校长毕杰恩（Gene Block）提到，“中美两国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互相协作并且引领全球的努力。同时，我们也都在为对方国家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并在许多研究项目中合作工作，这些将为建立一个更紧密相连的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21世纪经济报道在北京专访了毕节恩校长。

 

　　在世界范围内招生以保证生源的多样性

 

　　《21世纪》：2007年你就任校长时表示，将致力于增加UCLA教授和学生中少数族裔所占的比例。如今这方面有何进展？

 

　　毕杰恩：我们关注非裔美国学生在UCLA所占的比例。2006年，UCLA非裔美国学生所占学生总数比例降至10年来的历史新低，在读非裔学生人数不到100名。从2006年开始，我们着重提高非裔美国学生的人数。今年UCLA有大约260名非裔一年级新生，和220名左右非裔转学生，所占学生比例有一定的增长，但对我们而言，这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会继续把提高非裔美国学生人数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我想强调的是，非裔学生比例的增长过程是稳中有进的，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新的招生官，这位招生官在增加少数族裔新生方面非常有经验。

 

　　《21世纪》：少数族裔教授的增加，是否会扩宽UCLA的科研领域，你更希望哪些学科的研究领域被扩宽？

 

　　毕杰恩：这是当然的，一个多样化的学院会不断地丰富教学经验，扩大研究领域，引进不同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多样的教学体验。

 

　　UCLA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本身已包含了多方面的科研领域并在一些领域具有代表性，但我们同样会为纳米材料、纳米科学等学科提供新的机会，目前我们正在加大这些领域的研究。

 

　　《21世纪》：加州大学校长詹尼特·纳波利塔诺2015年3月曾表示，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财政拨款，该校不会扩招加州本州新生。而报道称，外州和外国学生比本州学生多缴纳大约2.3万美元学费。于是，有加州本地居民认为，大幅扩招外地生源挤占了本地学生的入学名额，这个矛盾现在是否存在，如何解决？

 

　　毕杰恩：2009年时，UCLA增加招收美国其他州的学生和国际学生，原因是招收非本地学生能给UCLA带来更多收入和资源。但我们并没有减少对加州本地学生的招生，现在的名额是4100个，我们是在保证加州本地学生人数的基础上，增加对美国国内及海外学生的招收，而加州本地居民则希望我们能够增加加州本地学生的招生名额。目前州政府已经批准了相关法案，会拨给我们额外的经费，等法律程序完成后，明年我们招募加州本地学生的名额将达到5000个。

 

　　加州大学有10所分校，每个分校都有独立的招生权。至于招生比例如何分配，这主要视各分校的办学规模而定，一般来说，校区越大，招生名额越多。

 

　　《21世纪》：在决定UCLA招收本州与外州、外国学生比例的问题上，大学与州议院、州政府的关系是怎样的？

 

　　毕杰恩：加州大学的管理是相对独立的，州政府只对加州大学提供财政支持，并不直接参与招生人数的管理。校董会与大学校长共同决定招生的人数。招生的决定权在校长，州政府可以通过拨款的数额来影响招生人数，校方是可以拒绝的，但通常情况下会接受。比如这次州政府为我们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拨款，让我们将加州本地生源名额提到5000个，我们接受了。

 

　　《21世纪》：UCLA有没有具体的未来几年专门针对中国的招生计划？

 

　　毕杰恩：我们的生源来自世界各地，招收国际学生能够为加州大学的学生提供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环境，我们会在世界范围内招收学生以保证生源的多样性。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招收到了人数很多、质量非常高的中国学生，他们非常有竞争力。我们并没有限制中国学生的人数比例上限，也没有最少值，因为我们是面向世界招生。

 

　　《21世纪》：目前已有若干所国际大学在中国设立了独立的中外合作高校，你对这种教育国际化的推广模式有何评价？

 

　　毕杰恩：在上海等地设立所谓的UCLA分校并不是我们与中国学校合作的最优选择，我们更倾向与中国的大学开设合作项目，这样学校之间就不是抢夺生源的竞争关系，而是双赢的合作关系。我们目前已经在北大设立了合作中心，在医学方面与浙江大学有所合作，在人文社科方面与复旦大学有所合作。

 

　　《21世纪》：UCLA国际研究院设有近三十个跨学科中心和学位项目，覆盖世界各个区域，从事全球性课题的研究。北京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理工联合研究所（JRI）是否其中的一部分？JRI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打算？

 

　　毕杰恩：设立JRI主要有两个目标，第一是加强UCLA与中国高校如北大的科研联系，展开科研合作项目；第二是促进学生交换，发展交换生项目，让UCLA的学生有机会能在北大的实验室进行科研，同时也能让北大的学生到UCLA学习。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互联网能让学生更具批判精神”

 

　　《21世纪》：UCLA的通识教育被认为是大学通识课的典范，2002年教师们曾投票决定通识课围绕艺术与人文、社会文化以及科学探索三个基础领域展开，能否介绍现在UCLA通识教育的情况？它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

 

　　毕杰恩：我们旨在保证每一个专业的学生都能有跨学科的学习经历，不论他们本专业是人文、艺术还是工程，这也是奖学金的参考标准。从2002年开始这个通识课程项目基本就没改过，主要宗旨是为了满足学生学习多样性的要求，让学生能体验到美国多元的文化。这符合加州大学的校训Fiat Lux，意思是“愿知识之光普照大地”，让学生自由选择课程，毕业前能有跨学科的学习经历。

 

　　开设通识课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来自其他国家、地区的UCLA学生的文化背景。因为UCLA学生们的文化背景多元，他们要学会去欣赏不同的文化。美国社会本身文化多样，由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构成，所以让学生了解学习移民们的国家历史、文化特点非常重要，也正是因为移民来源的多样性构成了多样的美国文化。

 

　　《21世纪》：你认为互联网是丰富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还是带来了同质化？

 

　　毕杰恩：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目前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的时代，而这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并不能确定，但我能确定的是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学生要有对信息进行辨别和批判的能力。学生在初中和高中学习时，课本就是权威，而目前互联网的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多样的信息来源，我们必须学会对信息进行辨别。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收集信息，而如何辨别信息则是我们要学习的。

 

　　《21世纪》：你觉得大学的教学方式有没有受到互联网的影响？

 

　　毕杰恩：这是肯定的，互联网提高了我们收集信息的能力，这也很大地改变了课堂的结构。比如学生可以搜集到更多的课堂练习，并且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形式，也会开设网上课堂。通过互联网，学院可以收集到更多的信息用于教学，并更新教学信息，这与早期没有互联网相比有着很大的优势。同时学生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得到与所学课程相关的背景知识，提高他们自身的知识储备。以我自己为例，我会阅读维基百科，了解世界历史，虽然我发现维基上的内容并不一定精确，但却很方便。我觉得使用互联网能让学生更具批判精神。

 

　　《21世纪》：如果只能说一个，你认为UCLA最领先的科研领域是哪一项？

 

　　毕杰恩：UCLA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不论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领域实力都很雄厚，这让我难以选择。我们的数学领域很强，比如陶哲轩教授就是一位非常顶尖的华裔数学教授，医药领域也比较领先，UCLA的特点是各个专业都很不错，处于均衡发展。

 

　　《21世纪》：UCLA会采取哪些方式来保证这些领域在今后继续领先于其他学术机构？

 

　　毕杰恩：我们已经有多个优秀的学科，学校将通过以下两个方面为各学院提供支持。首先我们大力建设与完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验室与新的课室，确保为师生提供一流的教学设备；另外我们从多个方面为教授、员工提供支持，比如建设学校的附属小学、中学，满足学校员工子女上学的需要，为员工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帮助他们照顾子女，减轻家庭方面的压力。

 

　　《21世纪》：UCLA每年的科研经费支持高达10亿美元，这些经费来自哪里？又是如何进行分配使用的？你作为校长，在使用这些经费时，拥有什么样的权力？

 

　　毕杰恩：各个学院根据自身的研究项目获得研究经费，学院在经费的使用上有很大的自由度，当然政府也有一个经费管理的机制，学院会与政府签订合同，并向政府报告经费的使用情况。

 

　　学校并不直接参与到经费的管理与使用，学校主要履行监管职责，我们有一个人员众多的审计机构，会对经费进行审计，也会评定研究动物、研究材料是否为高危材料等，从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

 

　　这些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其次是企业、基金会，还有个人捐赠。企业是以合同的方式运行，学院要完成一定的项目，这些合作主要是应用科学领域。

 

　　UCLA的经费在缓慢地增长，过去5年增长了5%。有意思的是，增长部分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其他来源，这说明UCLA的科研项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21世纪》：UCLA愿意就哪些领域与科研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合作？UCLA希望从合作中得到什么？

　　毕杰恩：我们有许多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例子，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方面值得学习，特别是在健康领域方面的研究。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饱受疾病问题的困扰，我们很乐意派出医学领域的专家来帮助他们解决疾病的问题，这在美国是不常见的。比如我们与非洲有合作项目，我们在刚果和越南有医药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