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山寨到创新 创新势能正在积聚

  • 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张文静
  • 2016-04-15
       活跃的创新者们
 
  上午10点,厨师老张准时敲开了北京一家普通公寓的门。今天中午,这间公寓里有一群年轻人聚会,他们提前在老张所在的爱大厨App上下了订单,选择预约老张上门做菜。
 
  下单时,客户已经填好了吃饭时间、住址、菜品和口味需求,同时请老张免费代买食材。老张与客户联系确认后,特地提前了一个半小时上门。进门前,老张套上鞋套、换上厨师服,然后开始进厨房忙活起来。过了一会儿,厨房开始飘出香味。老张把菜一盘盘端出来放在桌上,然后返回厨房,将灶台打扫干净,与这群年轻人告别,并将垃圾带走。
 
  在北上广深四座城市,这样的情景,平均每天要发生3500次。在爱大厨这个国内第一家专业私人厨师上门的服务平台上,有5000名厨师随时等待召唤,为130万注册用户上门服务。
 
  爱大厨(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大厨)成立于2013年末,App在2014年下半年上线。
 
  “在爱大厨之前,我们做过家政O2O项目,发现很多客户都有叫小时工阿姨帮做饭的需求,但大部分小时工做饭水准一般。我们就想能不能找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现代人‘吃饭愁’的问题,于是就想到了厨师上门服务。”爱大厨联合创始人兼市场总监侯鹏飞告诉记者。
 
  开创新模式的路并不好走,尤其在前期。因为此前没有类似的公司,对于侯鹏飞等创业者来说,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
 
  “最开始就难在厨师招聘。”侯鹏飞回忆说,“最开始我们找大厨,要么靠朋友介绍,要么靠在餐厅门口蹲点,等到厨师下班后攀谈,还有被怀疑是骗子。后来,随着订单量不断增多,口碑渐渐好了,再加上开通了各种招聘渠道,厨师也就逐渐累积起来了。”
 
  如今,爱大厨已经拥有了一大批专业的厨师队伍,除日常上门服务外,还开拓了私人定制的家宴、茶歇等业务,根据季节变化提供时令性的特色服务,还上线了针对企业的服务。
 
  “爱大厨最具创新性的地方就是,将厨师这种资源用另外一种方式利用了起来。厨师从酒店后厨走出来,直接到用户家中提供服务,用户足不出户就能吃到高品质的菜,方便、实惠又安全。”侯鹏飞说。
 
  像爱大厨这样的创新性创业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正蓬勃发展着。
 
  今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一份《“十二五”全国企业发展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从2010年底到2015年底,中国的私营企业由845.52万户增长到1908.23万户。五年中,新注册的创业企业超过1000万家。
 
  “当下中国,创新最活跃的公司就集中在移动互联网领域。”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董事总经理雷小山对记者说。
 
  雷小山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美国来到中国,2003年在中国定居,2005年创办了中国市场研究集团,观察中国市场正在出现的变化,为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世界企业提供战略咨询服务。
 
  今年,基于5万份消费者调查报告和多位商界人物的访谈,雷小山撰写了《山寨中国的终结》一书。在书中,他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从“山寨阶段”过渡到了“为中国创新”的阶段,并将迈向“为全球创新”的更高阶段。
 
  谁不爱“低垂的果实”?
 
  在进入这个“创新阶段”之前,中国经历的是一段漫长的山寨时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与创新相比,企业更‘聪明’的做法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大批量地生产廉价商品,比如鞋、T恤衫等。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房地产业开始飞涨。相比于建立一个品牌或者做研发,盖房子显然更容易赚钱。”雷小山说。
 
  雷小山介绍说,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众多初试啼音的初创公司中,比如搜狐、新浪和分众传媒,没有一家是以特别有创新力而著称的。“他们模仿西方公司的商业模式,然后包装一下推给中国消费者,通过扩大规模和市场份额来积聚财富。试图创新的想法反而对融资的消极作用更大,因为创新可能会带来风险。”
 
  雷小山笑称,那时候,只要硅谷的一个科技初创企业获得了投资,几百个山寨它的中国企业就会在几个小时内成立,这已经成了圈内的一个段子。
 
  “在当时中国那个尚未成熟而又迅速发展的市场中,坐享其成的机会太多了,‘低垂的果实’还有大把可摘。如果有足够多汁水丰盈的苹果挂在你面前,又何必为难自己爬上更高的枝头呢?”雷小山反问道。
 
  2012年,美国纽约长岛大学波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帕诺斯·穆都库塔斯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称,中国缺乏创新是由于中国文化先天缺乏创新能力,中国人“儒家的顺从性”阻碍了创新,妨碍了自由的思想。在穆都库塔斯看来,中国永远都不能成为创新的温床。
 
  对此,雷小山并不同意。在他看来,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缺乏创新,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现在,这种环境正在剧烈地改变着。
 
  创新势能正在积聚
 
  对这种改变,LKK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以下简称洛可可)总裁李毅超有着切身的体会。
 
  2010年,洛可可要在深圳开办第一家子公司,李毅超是开路先锋。但到深圳了解情况后,李毅超的第一感觉却是“在这里没办法开一家设计公司”。
 
  “2010年,伴随着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中国山寨的顶峰。当时在深圳注册和能查到的设计公司就有1.3万家,其中大部分以模仿、山寨为主。”李毅超说,“在这种情况下,洛可可坚决主张原创、不做山寨,在当时可谓是破釜沉舟。”
 
  “但如今,在深圳,那1万多家做山寨的公司已经土崩瓦解,只剩下四百多家。这四百多家公司的年产值大概比原来增长了100倍。洛可可从2004年只租了一个办公座位的公司,成为了分布在十多个城市、拥有800多名设计师的国内最大的创新设计公司。创新所带来的市场激活和产业价值正在逐渐显现出来。”李毅超说。
 
  “十年前,中国的经济体量还很小,对大多数企业来说,中国还是个可有可无的市场,但今时不同往日,中国已经是跨国公司必须赢得阵地的关键市场。”雷小山说。
 
  竞争意味着改变。
 
  “中国公司不再简单地山寨美国和欧洲的商业模式。他们仍然在摘取唾手可得的果实,但更注重创新。”雷小山说,同时,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这一点得到了李毅超的认同。“在过去,产品解决的是功能问题,人们需要低成本、大批量、规模化的商品生产。但现在,人们对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视野越来越宽,互联网使得信息获取越来越容易,以往仅靠资源垄断、独特的海外贸易渠道或者信息不对称生存的企业受到致命打击,高技术、高智力水平、先进生产制造和商业模式的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机会。中国消费者需要的不再只是功能型产品,而是新的体验。他们有基于产品之上的社交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受到尊重的需求等等。需求不再同质化,让一些国产小众品牌迅速崛起,比如小牛电动车、唱吧App等。这给了中国企业创新的沃土。”李毅超说。
 
  在李毅超看来,现在国内的创新性企业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拿洛可可来说,我们每年能接到客户订单和需求1.2万~1.3万个,但我们每年最多能完成1300个,只是需求的十分之一。现在,像洛可可这样规模的公司在中国还非常少,中国创新发展拥有巨大的空间。再加上,创新企业的不断发展、创新人才的连续储备,中国创新积聚的势能是非常大的,未来可能会排山倒海似的到来。”
 
  创新之路还需继续开辟
 
  中国创新的前景看好,但也不是没有疑虑。比如,为何中国消费者还是乐于去邻国日本抢购电饭煲和马桶盖?
 
  对此,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旭东解释说,除了部分中国企业的产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外,这还与“后来者劣势”有关。“对有些领域的产品,中国老百姓还是不太相信国产品牌。其实,很多中国企业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也能生产高质量产品,比如很多人从日本买到的马桶盖就是中国生产的。这种‘后来者劣势’确实也是中国创新的一个阻碍。”
 
  而在雷小山看来,要想进一步推动中国创新,还必须改革中国的教育系统,从幼儿园到大学。“当今中国创新的最大阻碍之一就是缺乏优质人才,问题的源头在于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和应付考试的教育体系。”雷小山说,“除此之外,还有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罚还太轻。”
 
  2015年,洛可可推出了55度杯,随即,各种山寨仿造产品大量出现。
 
  “创新产品会遭到山寨仿造,这是个难解的课题,企业也很无奈。”李毅超说,“我们呼吁相关部门能出台更有力度的政策,来保护创新。但现在,创新者也不必过于担心被山寨的问题,因为大众对原始创新、对设计师的智力价值的尊重在不断提升,包括粉丝经济,都使得市场的方向是积极的。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产品智能化发展,山寨只能仿造形式,仿造服务和内容的成本则太高。所以,我们也呼吁企业去做大产品创新,也就是带有附加服务价值和数据价值的产品创新,这样抵御山寨的能力会有所增强。”
 
  高旭东担忧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即创新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哄而上。“是否需要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创新,需要每个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去做实事求是的判断,而不是一定要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要与别人不一样。有些小企业更多时候是围绕大企业做配套服务,大企业进行创新,它作相应的改动就可以了,也就是所谓的渐进型创新。”高旭东说道,“创新有其自身规律,有些领域需要快速创新,有些重大核心技术领域则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过于看重短期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在这样的领域,就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创新的激励。对于创新,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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