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

本报告执笔人：

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
刘天宇，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全球新闻创新研究小组其他成员为：罗昊、卓金泽、方慧、王存双、杨晓涵、李瑞、马芸熙、丁安一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媒体新闻生态系统创新研究”（20XWA00）的成果。
本文为报告精编版，完整版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获取。

01 报告简介

本报告使用系统性文献综述（Systematic Reviews）考察2020年中外重要新闻业研究机构和网站当年度新闻实践和新闻观念变化创新的相关文献。

研究小组首先确定了四类报告所需文献来源：

第一类是2020年英文学术期刊中所刊载的新闻创新研究文献。搜寻期刊主要来源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新闻学研究英文学术期刊（1-3区），同时也补充了若干未被SSCI收录但与本报告主题较为相关的学术期刊（如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

第二类是2020年中文学术期刊中所刊载的新闻创新研究文献，包括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所收录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与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相关刊物。

第三和第四类分别是重要的英文新闻业研究机构网站和国内新闻业观察站点、媒体行业观察类微信公众号。

按此分类，研究小组依据文献来源的显著性选定了49个文献来源节点，并通过阅读所选来源节点于2020年发表的论文、评论、报告的标题、摘要，依照与本报告主题的相关程度，最终确定了248篇文献作为本报告的文献来源。

通过初级编码，研究小组得以将几百万字的原始文献解析成148个新闻创新行动者的创新行动、几十个描述新闻创新实践和理念的术语，以及围绕新闻创新实践展开的大量经验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上，报告撰写人对新闻创新行动者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分析，并对新闻创新行动进行概括和分类，形成对2020年度全球新闻创新实践与研究状况的总体性分析。

全球新闻创新行动者地图（图层来源：http://bzdt.ch.mnr.gov.cn ；空间数据：Open street map ；制图：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孙艳）

本报告的主要发现是：

1.数字新闻业（digital journalism）的主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或任何单一的行动者，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新闻行动者网络”（journalistic actors network）。数字时代的新闻性内容，正是在这一网络的实践圈层中生成，并被影响圈层建构形塑。

2.全球新闻创新的行动者们同处数字时代，面临共同危机和相似的问题，但也呈现出高度语境化的特点。

3.既有媒体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危机”，但并没有被边缘化，而是在危机中不断调适，成为数字时代新闻创新的主力军。

4.新冠疫情对全球新闻业造成冲击，因疫情尚未结束，影响程度还不能定论。但比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对新闻业的影响，或可得出相对乐观的结论：新闻业已经度过转型阵痛期，数字化新闻业正从虚弱的幼儿阶段逐渐步入抵抗力更强、更有活力的青年阶段。

5.本报告在系统文献分析基础上，析出并空间定位了全球148个新闻创新行动者，并根据新闻行动者的实践和相互关系，首次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全球新闻创新行动者地图”和“新闻行动者网络示意图”。

6.按照新闻创新研究的不同路径，本报告将2020年度研究提及的新闻创新观念聚类在8个主题概念上，分别是：可持续性模式、算法新闻、产品创新、深度融合、协作式新闻、调适实践、专业权威和新闻使用。

02 新闻创新全球图景

2020年，全球都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新闻行动者如何“战疫”，成为2020年度的全球媒体主题。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对全球媒体也造成了新的经济压力，并因社交隔离打乱了原有的新闻生产流程，但全球媒体也在困境中积极应对。

很多媒体都尝试通过建立远程协作社群、加强与读者网络社群的联系等方式，克服记者行动受限的困境，增强在危机下的报道能力（Simone&Kunova，2020）；还有很多媒体开始采用类似南非新兴在线媒体《异议者日报》（Daily Maverick）的做法，加入会员计划，通过有效提供对会员群体的服务，获得会员对媒体组织的回报（不仅仅是经济方面），以此加强媒体在新冠疫情下的财务安全，探索不同于广告和单纯付费方式的新的可持续模式（Granger，2020）。

疫情危机还激发媒体对解决问题的关注，如巴西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Group RBS在疫情中致力于提供解困式新闻（solution journalism），通过内部培训提升整个团队对抗疫情错误信息、进行健康传播的能力（Dorroh，2020a）；美国非赢利性新闻网站ProPublica通过对芝加哥首批新冠肺炎逝者的数据报道发现，“新冠肺炎首先带走了黑人的生命，本不应该这样”；《卫报》数据项目组则发现，生活在贫困街区的伦敦人获得私人绿地的机会最少，疫情中如果关闭公共公园，对这些人的生活影响最大（Ricchiardi，2020）。

疫情中个人尤其是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借助网络工具建立合作式报道项目的努力，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全球青少年新冠疫情报道项目”，吸引了15个国家的20多家中学生媒体机构参加（Geluso，2020）；19岁的尼日利亚新闻专业学生Sultan Quadri在疫情中创立了一个名为“人民核查”（People’s check）的事实核查平台，联合了15所大学的40多名事实核查员，对抗疫情虚假信息（Quadri，2020）。

诸如此类的全球媒体观察层出不穷，其共同主旨是：全球新闻媒体（包括大量新兴媒体）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击垮，它们通过协同合作、商业创新和产品创新努力克服新闻生产的困难，提升媒体为社会服务的能力。

综合2020年对新冠疫情下媒体表现的观察研究，本报告认为：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下的数字新闻业仍然强健发展，各类新闻行动者应对危机颇有信心。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尚未数字化的传统新闻业造成的严重打击和一片哀叹的局面，或许我们已经可以做出相对乐观一些地判断：传统新闻业已经度过转型阵痛期，数字化新闻业正从虚弱的幼儿阶段逐渐步入抵抗力更强、更有活力的青年阶段。

03 “新闻行动者网络”分析

本报告提出的“新闻行动者网络”（Journalistic Actors Network）是基于数字时代的新闻实践，尤其是2020年度研究者们观察和分析的新闻实践新现象、新经验。

报告从中析取和抽象行动者与行动者的连结关系，形成这一“网”图。将这些新闻实践中的关系“可视化”，目的是从总体上直观把握数字新闻领域的样貌。当然，随着实践的变化，这一新闻行动者网络“图”也很可能会改变。

本研究计划逐年通过系统性文献分析，析取并提炼数字时代的新闻行动者网络，用这种系统、历时的方式体现“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动态性。

“新闻行动者网络”分为两个圈层：

内层是由既有媒体（legacy media）、平台媒体（platform media）、原生数字媒体（original digital media）以及在中国语境下的“政务媒体”行动者结成的“数字新闻业”或“网络化新闻业”，它们也是主动尝试新闻创新的行动者，构成了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实践圈层。

外层是由使用者、管理者、教育者和信源构成的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影响圈层。

数字时代的“新闻”（这里采用的是对新闻的广义理解，指宽泛的“新闻性内容”），产生于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实践圈层，并被影响圈层建构形塑。

既有媒体和原生数字媒体可分别对应“传统新闻媒体”、“专业媒体”和“新媒体”、“网络媒体”这样的概念，但“传统”、“专业”、“新”等作为媒体定语，容易附加价值判断。既有媒体与原生数字媒体则可较为客观地区分它们是在数字时代之前就已存在的新闻生产组织，还是在数字时代新创立的新闻性内容生产组织。这样命名还可避免以传播介质来区分的不严谨，因为数字时代的媒体本质上都是“数字化媒体”、“网络化媒体”，既有媒体早已通过转型、融合策略孵化了大批自己的数字产品，并以此与用户相连接，而这一数字化过程除非完全达成，否则不会停止。

既有媒体与原生数字媒体都以持续性内容生产为特征，所不同的是原生数字媒体没有既有媒体的历史传统，也不承继原有的媒体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和经济模式，并较少受大众传媒时代的新闻观念和新闻文化的影响。

从很多方面来看，原生数字媒体都有另起炉灶的意味，是进入数字新闻内容生产领域的新行动者。从本报告关注的2020年全球新闻创新行动者来看，已有58家属于原生数字媒体，尽管它们的规模普遍较小，稳定性较差，但往往凭借着深耕某一垂直领域的内容，与使用者产生更强的情感连结，并通过采用会员制、基金会资助等多种商业模式，跻身于新闻性内容提供者的队伍。

示意图中把原生数字媒体与数量庞大的数字新闻使用者的交叉部分视为“自媒体”（we-media），因为“自媒体”既要体现个人媒体的个人属性，但同时又有稳定对外发布内容的媒体属性。一些“自媒体”起步后逐步发展，成为公司化运作的内容生产组织，个人属性减少，媒体组织属性增加。更多“自媒体”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无法坚持持续内容生产，就退回至新闻用户群体，以观看使用新闻为主，偶尔参与新闻实践。

“平台媒体”在新闻行动者网络实践圈层中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各类行动者很多时候都不得不栖身平台之上，获取各类平台媒体赋予的平台身份（如微博号、公众号、头条号等），接受平台媒体的算法逻辑。平台媒体并非只是沉默的渠道，它们同样具有媒体属性，只是相较于既有媒体和原生数字媒体，平台媒体更多是在聚合、管理内容，有研究者把社交媒体巨头看作是“重新发布”内容提供者们所创建内容的“超级把关人”（休梅克、韩纲，2020）。

中国语境下新闻行动者实践圈层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多出一个“政务媒体”行动者。这类行动者的大量出现表明数字时代的管理者正在改变传播策略，从原先借助媒体的“传通”功能到自办媒体直接面对公众。

中国语境下，“政务媒体”与“既有媒体”的关联很强，如县级融媒体向基层社会治理平台方向的转变，即是这两者强关联的一种表现。总之，数字时代的新闻性内容主要产生于平台媒体、既有媒体、原生数字媒体、位于使用者与原生数字媒体交叉处的自媒体、以及中国特色的政务媒体交织形成的实践圈层，新闻性内容不再被传统新闻业垄断，而是在多元新闻行动者的互动实践中生成。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看到，新闻行动者实践圈层不仅多元（因此也不再稳定），还深受其他外部行动者的影响。

“使用者”中不仅孕育大量的自媒体，数字技术的普及还使得个人很容易进入新闻生产传播的领域，成为协作式新闻、液化新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使用者”自身也被数字化为可见的“流量”，成为平台媒体运作的基础逻辑和其他媒体行动者的重要评价尺度，并由此产生对新闻生产、新闻观念方面的一系列深远影响；“管理者”除了亲身下场打造“政务媒体”，当然更以法律、规范、制度等“规则”手段调配新闻行动者网络的资源，引导其发展方向。

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外部行动者，本报告图示还归纳出“信源”和“教育者”作为新闻行动者网络影响圈层中的要素。

“信源”在大众传媒时代本是新闻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考量（甘斯，2009）。数字时代，“信源”对形塑新闻的影响力则有所下降，原因是，一些“信源”自己就成了“媒体”，他们不再必须借助新闻媒体为中介来传播，脱离了传统新闻生产链条。不过，大多数个人和组织尽管已经拥有了传播工具，却不具备足够的社会能见度资源，他们仍然只有作为“信源”才能成为新闻的一部分。而海量的、真伪不辨的网络信源，也给新闻生产带来新的挑战，新闻行动者也在开发新的应对方式，如开发自动化判断工具来帮助记者评估社交媒体上信源的可信度 。

“教育者”则通过对公众提供媒介素养教育和采用创新方式培养下一代媒体从业者，间接但也许是深远地影响新闻行动者网络。2020年这方面比较多的关注集中于在新闻教育中注入数字技能、编程能力（Foust&Bradshaw，2020）、采用体验式、协作式的新闻教学方式（Maniou，Stark&Touwen，2020）、开设创业新闻学教育（Caplan&Tsakarestou，2020）、规范化创伤报道教育（Seely，2020）等方面。

显然，在由实践圈层和影响圈层组成的这个复杂动态的新闻行动者网络中，诸如“新闻是什么”这样的元问题必然会被不断追问。数字时代“什么是新闻”或“新闻边界”问题的回答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命名”，而是在去中心化的复杂网络中经由多主体的话语阐释而被重新创立。这一过程在短期内不会结束。

04 新闻创新观念分析

2020年新闻创新研究领域沿用近年来创造的新名词，并继续产生新术语，这多少说明该领域仍然处在新经验大量涌现，而对此的理论处理则相对滞后的生长阶段。

不过仔细分析这些术语，不难看出它们实际上是簇生的。本报告采用王辰瑶在《新闻创新研究：概念、路径、使命》一文中对新闻创新领域划分的6种研究路径，分别是商业、技术、组织、文化、使用者和关系路径（王辰瑶，2020）。关系路径主要对应报告上一部分进行的“新闻行动者网络”分析，其余5个研究路径作为对2020年新闻创新研究领域文献系统分析的概念聚类维度是较为适用的。

本报告根据实际情况，把技术路径调整为“技术/产品”路径，把组织路径调整为“组织/生产”路径。按此5大维度，对2020年新闻创新研究文献中析出的描述性术语、概念，进行系统分层后，本报告提炼出2020年度新闻创新研究的八个主题概念，并逐一阐释。

（一）可持续性模式、

新闻创新研究商业路径下的主题概念是“可持续性模式”，这个新闻创新的核心观念旨在探讨新闻行动者如何才能生存的问题。

新闻创新作为危机的应对，在数字时代新闻业如何生存的问题上已探索探讨多年。路透新闻研究所2019年对欧美7国212家主流新闻媒体的调研发现，既有媒体中大部分纸媒新闻品牌（如69%的报纸和57%的周报周刊）都采用了内容付费模式，不过广电媒体仍然采用内容免费策略，而94%的数字原生媒体的内容都是免费的。因此，从目前来看，内容付费模式并不能成为数字新闻业的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

内容付费把新闻产品作为商品并获得利润，但这只是媒体通过新闻市场获利的途径之一，其他“市场化”获利方式被谈及较多的还有“原生广告”模式和“利基”模式。前者指将广告内容融入用户体验，以实现其“原生化”，后者指媒体通过为细分市场的用户提供内容或服务获得收益，又被称为“垂直化创新”。

2020年的研究对市场化商业路径可能带来的问题也多有警示，如即便是在公认全球新闻付费意愿最高的北欧地区，也有研究认为无论采用哪种付费墙模式都会对公民的新闻使用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因为媒体会将更高质量的新闻产品放在付费墙后，从长期来看，这可能会影响地方的民主参与（Olsen，Kammer&Solvoll，2020）。

本年度还有不少研究对新闻媒体如何才能在数字时代生存的问题提出了“非市场”的应对方式，概括起来也有两种，一种是“会员模式”，另一种是“政务服务模式”。

严格说来，“会员模式”是市场与非市场路径的混合，它在某些方面和付费墙模式很类似，都是付费后可阅读媒体提供的内容，不同的是，采用“会员模式”的媒体把订阅者视作一个会员社群，为其提供超出新闻内容产品的有偿服务，如数据咨询、举办会员活动、提供技术培训等，这些都是市场化行为。

但相比“内容付费”，“会员模式”更强调媒体与会员社群的情感联系，因此可能带有很强的公益色彩，而非单纯的市场交换。

2020年不少关注原生数字媒体生存的研究都指出，与会员社群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为他们提供高品质新闻服务，寻求价值理念的一致性，往往是小规模非盈利独立原生数字媒体生存下来的关键。

如2020年一个值得关注的报告是纽约大学新闻教授Jay Rosen团队和荷兰新闻媒体《通讯员》（De Correspondent）共同发起的“探索会员制项目”（MPP）的重要成果——《会员制指南》（The Membership Guide），指南结合对全球34个采用会员制新闻媒体案例的调研，一步步地拆解新闻媒体如何可能通过会员制在数字时代解决公信力危机和可持续性危机（Jacob，2020）。

但必须指出，公共新闻媒体的“会员模式”从理想到现实仍需要经历很大考验。例如在疫情打击下，发起者《通讯员》也不得不宣布其旗下英文新闻网站从2021年1月1日起停止更新（Wijnberg&Pfauth，2020），原因是大量会员自身也陷入财务困境，无力再对媒体提供支持。

“政务服务模式”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用“非市场需求”来解决既有媒体生存问题的方式，指除了获得财政拨款外，既有媒体通过为党政管理部门提供政务广告服务、技术服务、政务新媒体托管服务等获得收益。研究者也指出，既有媒体能不能得到这些“非市场需求”，也得看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了，那么这些为党政机关服务的“非市场需求”也会离场（陈国权，2020）。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围绕新闻媒体如何生存的“可持续模式”的讨论仍然是2020年度新闻创新领域的重要话题，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有哪一个单一的创新模式可以成为整体替代性方案，但人们对不同模式的利弊和运行方式有了更深理解，也许只有灵活综合运用多种可持续性创新策略才能解决数字化新闻业的生存问题。

（二）算法新闻

技术/产品路径下新闻创新观念主要体现在“算法新闻”和“产品创新”这两个观念簇集上，之所以将它们统合为技术/产品路径，是因为大量的产品创新是技术驱动的。

算法是被广泛应用并深度影响数字化新闻内容从生成到分发的关键性技术因素。在2020年的研究中，算法在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实际位置也被揭示得更加清楚：算法规则是平台运营和内容创作这两个网络之间的连结点，也是整个网络的权力中心，并经由不同行动主体的协商合作发生“算法驯化”（黄淼、黄佩，2020）。同样，另一篇研究新闻算法与用户互动关系的论文也发现，这两者始终处于相互响应、相互发展的状态（杨洸、佘佳玲，2020）。算法可能造成的影响（危害）也被进一步阐明：作为一种中介，算法决定了信息流的可见性。而关于健康传播领域的实证研究证明算法的相关性的确存在内容平台附着其上的偏见（聂静虹、宋甲子，2020）。

另一种威胁是算法驱动下自动化生成的虚拟个人账号（俗称僵尸粉），可能会干扰新闻的社交分发，引发新闻的正当性危机（师文、陈昌凤，2020）。虽然从目前的研究看，算法的影响力还不能被简单归结为信息茧房效应，但人们对此已有足够的警惕。有学者提出应该采用桑达·埃尔德雷斯1995年提出的“信息偶遇”概念来化解可能的信息茧房问题（赵云泽、薛婷予，2020），其实现途径可被理解为对算法的优化。有研究者建议不再采用被动的“偶然性新闻接触”一词（不要把这种行为误解为是纯粹“偶然”的），而采用一个新的隐喻“新闻引力”（attraction of news），要看到平台媒体的算法机制在制造新闻引力时起的作用（Thorson，2020）。

总之，人们越理解“算法”对新闻行动者网络和新闻生产分发的实际影响，就越会对“算法”去神秘化，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和应对方案。

（三）产品创新

除了算法这一技术因素，很多新出现的新闻性创新产品也由技术驱动。

如AI（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和传播，但前台的AI新闻应用新奇感大于实质意义，反倒是一些隐匿于新闻生产后台的AI应用，如用人工智能辅助判断信源可信度的工具、作为人类新闻生产者的人工智能助手，对越来越庞大的网络已有数据进行处理等AI应用，可能会真正改变对新闻产品的定义。

除了AI技术，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和MR（混合现实）技术也被应用于新闻产品，其共同诉求是创造新的新闻体验感，因此被称为“沉浸式新闻（immersive journalism）”。不过，这类沉浸式新闻在带来强情感卷入体验、改变新闻叙事结构的同时，技术拟真与客观真实之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能在未来更新既有的新闻真实观念（李鲤、吴瑾，2020）。

除了技术驱动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理念驱动的新闻产品创新，典型如近年来讨论较多的建设性新闻。尤其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侧重于解决问题的解困式新闻、方案新闻有了更广泛的现实需求。而疫情造成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使得建设性新闻提倡的正面情感价值更被重视。如一个叫正面新闻的网站（https://www.positive.news/）订阅量比往年增长了150%（Green，2020）。

此外，倡导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案例也受到一定关注，社会活动者把推动两性平等、减少家庭暴力、减少失业等社会发展目标与新闻报道紧密结合（Desoukie，2020；Eaton，2020）。

无论借由技术驱动还是理念驱动，新闻产品创新在数字时代的明显趋势是：围绕新闻如何更好进行公共服务的目标，探索新闻可能实现的社会功能和新的实践方式，但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新闻基于客观事实的基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被改变？如果改变，则会带来什么影响？还需要深入探讨。此外，技术拟真可能造成的“深度伪造”（deep fake）问题，也会让数字时代的“假新闻”及其治理变得更加突出。

（四）深度融合

媒体融合自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以来，就成为中国语境下新闻实践和研究领域被讨论极多的重要议题。至2020年，该议题的新发展可被概括为“深度融合”。但是，深度融合具体怎么展开？它是否有明确的路径？对数字新闻业会产生何种影响？只能说，目前仍处在多方努力探索的阶段。

不过相比于前一个融合阶段，央媒首先发力示范、省级媒体跟进的行动路线，深度融合阶段最主要的行动者似乎来自既有媒体中的基层——县级融媒体。当然，这与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的“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要求直接相关。

县级融媒体围绕“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建设目标，体现出强烈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思路，管理者与媒体行动者的关系进一步交融。通过媒体深度融合，国家力量正在向基层下沉，进入到社会舆论和社会治理的微观场景，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往上一级，直辖市下属的区级融媒体建设也在以类似的思路开展。区县基层融媒体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其策略实施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毕竟在中国如此巨大复杂的语境下，自上而下的统一要求与具体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矛盾（曾培伦、毛天婵，2020）。

如果说深度融合在基层媒体中主要体现为向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向，那么在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媒体行动者那里更多体现为智能转向。由此，中国语境下的媒体深度融合图景大致可概括为：打造有全国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承担社会治理功能的基层融媒体，自上而下、社会治理与技术驱动是其特色。

相比之下，其他语境下的媒体融合则很少具备这样的特点，如加拿大魁北克省6家媒体为解决财务困境，自发进行合作社尝试（Maas，2020），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市场的水平融合实践。

但在中国自上而下的宏观设计下，具体媒体行动者如何在组织和实践层面展开有效行动，还需要更多的经验探索。中国媒体行动者在融合路径上确实展现了很强的创新行动力，技术采纳和组织变革的速度都很快，有研究者在对比了澳洲媒体的融合状态后认为，中国媒体融合已走在澳大利亚媒体前面（马国仓，2020）。

但相比于技术和组织层面的融合表现，媒体融合在新闻观念、新闻文化、新闻内容上的创新明显偏软偏弱。如研究者在分析了既有媒体新闻客户端的内容后发现，客户端新闻相对于报纸新闻，在行文表达、信源使用、背景信息提供和报道主题取向上没有太大差异，多媒体特性和互动性表现得没有想象得那么普遍（王海燕，2020）。既有媒体如何从组织创新、渠道创新、技术创新等比较可见的创新绩效，进入到新闻的文化创新、内容创新、观念创新等更有长远影响力的深层因素，恐怕应该是媒体“深度融合”下一步应该探索的问题。

（五）协作式新闻

与媒体组织层面的“融合”趋势相一致的，是媒体在新闻生产层面越来越明显的“协作”模式。当下协作模式的新闻生产主要表现为两个面向：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协作、新闻从业者与其他群体的协作。前者如30多个国家的事实核查组织联手进行的有关新冠肺炎信息的核查，他们通过简单的在线工具，有效地开展了一个庞大项目，运行并每日更新疫情事实数据库（Abidi，2020）。迄今，该数据库已经核实并公布了9000多条疫情事实核查新闻。

后者则更为广泛，一方面，专业媒体可引导公众广泛参与新闻生产实践，如印度一家非赢利新闻组织在关于城市空气质量的数据新闻项目中鼓励居民参与搜集当地城市空气质量数据（杨扬、张学骞、张虹，2020）。尼日利亚的一个公民新闻项目UDEME鼓励公民用手机拍摄社区内被废弃或执行不力的项目，并给州长和机构打上标签，试图引起他们关注。如今这个项目在尼日利亚发展了15000多名活跃成员在基层监督政府（Egwu，2020）。

另一方面，专业媒体可联合其他专业群体（如行业专家）以双重专业化的方式进行协作式新闻生产，如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奈特项目研究员开发了一个“科学+”（Science Pulse）平台，这个平台与巴西科学机构合作，提供来自1300多名经过验证的科学家或科学组织发布的最新信息。记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现新的报道想法、找到潜在的专家信源（Dorroh，2020b）。地方图书馆也是新闻媒体理想的合作伙伴，美国多家城市报纸与当地公共图书馆合作，开展各式各样的协作式新闻生产，包括把当地高中生培训成社区记者、在图书馆设置本地新闻演播室、合作举办新闻素养工作坊、在图书馆开展公民对话项目等等（Sepessy，2020）。

（六）调适实践

协作式新闻这个主题概念也是对数字时代新闻生产不再被既有新闻媒体所垄断这一观点的现实回应，新闻从业者越来越多将以引导者、协同者的身份策展新闻，以各种创新方式邀请各类专业人士和公众进入新闻素材的挖掘、新闻故事的呈现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来。

（七）专业权威

文化路径下的新闻创新研究仍然围绕“专业权威”这一主题展开。“权威”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必然被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者以各种方式主张，并相互竞争。按照卡尔森的观点，新闻权威也是使新闻系统得以运行的关键概念（Carlson，2017）。2020年有不少研究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对数字时代新闻专业权威的新建构方式，本报告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通过适应互联网时间，加快新闻节奏来重建权威。以往研究已经指出新闻时间与建构新闻权威的关系，2020年一项针对澎湃新闻的案例研究指出，新闻组织内部在对标“互联网时间”的过程中调整原有新闻周期和组织架构，用创新行动推行新的时间观，以此重塑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话语权威（周睿鸣，2020）。

第二，通过建立新的新闻叙事规范，重建新闻文化权威。比如，有研究者提出要重视数据新闻报道在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数据发布阶段的“数据客观性”问题，要通过设计严格的数据采集规范、建立高素质的数据分析队伍、设计科学的数据相关性分析流程来优化数据客观性（丛红艳，2020）。还有研究者对沉浸式新闻这样的数字新闻实践用“生动性”（vividness）、互动性（interactivity）等指标进行衡量，并做出批判性思考(Palmer，2020)。

第三，进一步阐释了记者如何通过与信源的关系建构专业权威。

第四，通过控制“地点”建构新闻权威。

第五，在关键事件上记者作为阐释群体通过与公众的互动重建职业认同和文化权威。如自特朗普总统2017年2月在个人推特上指责美国一些权威媒体为“美国人民的敌人”，称他们的报道为“假新闻”后，美国新闻界与公众则在推特上展开了一个标签为#不是敌人#的争锋相对的话题。研究者将这一新闻公共话语案例视为在压力和危机下新闻范式的自我修复。在公众对新闻业信任度低迷的时期，这一话题讨论对新闻业的传统范式进行了积极广泛的公共辩护(Whipple&Shermak，2020)。

除了讨论如何给新闻权威建构的传统方式注入新的实践外，新闻业越来越多地关注专业权威建构的核心问题——如何重建公众对新闻的信任？

为此，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新闻规范性理念：如在新闻实践中做到有意义的、有效的、有限度的“透明性”，而不是无限制的、形式主义的“透明性”（张超，2020）、用“介入性”逻辑取代“客观性”逻辑的建设性新闻（常江、田浩，2020）、运用可核查性、观点中立、考察信源知名度等原则打击假新闻，增强认知权威(McDowell&Vetter，2020)、在面对更复杂的知识体系时，记者要承担起“知识经纪人”的角色，通过报道把一些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成公众可以理解的知识，从而作用于社会(Gesualdo，Matthew&Itzhak，2020)，等等。

但是，本报告也要指出，规范性理念与复杂实践之间仍有很大距离，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等变量给重建公众媒体信任的努力带来很大挑战。

（八）新闻使用

在新闻文化权威建构问题上，其实还有一类行动者策略越来越受到重视，即如何增强与公众的情感连结。如有研究者提出，新闻从业者要学会和公众“交朋友”，通过贴近公众的议题选择、真诚真挚地表达和提高公众在新闻生产中的参与感来建立“信任性真实”（李唯嘉，2020）。沉浸式新闻、建设性新闻、新闻游戏等也被视作能增强新闻受众情感体验的新新闻类型。这些情感转向的行动者策略离不开一个前提，即在“新闻使用”这个主题概念下增强对“情感公众”的理解。

新闻受众研究传统上把新闻使用者视为公民（政治传统）或消费者、用户（市场传统），很少关注他们作为情感公众的角色，但这一状况正在改变。

一些研究试图揭示情感公众存在的原因。如有研究者指出，新媒体环境下，情感体验的质量正逐渐成为新一代用户媒体产品使用的关键因素之一。而情感体验之所以成为媒体使用的动力，本质是个体试图在媒介内容中找到情感寄托。这一方面源于微粒个体在数字时代的归属感缺失，另一方面是媒介结构的变化使媒介话语属性从理性向感性转变（程思琪、喻国明，2020）。

还有研究关注平台媒体对情感公众的塑造，认为社交平台媒体是一种“情感基础设施”，将帖子按照“喜爱”和“厌恶”进行情感逻辑分类的算法会被“垃圾新闻”生产者利用，强化“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而由此而来的情绪化回应又再次成为“新闻”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循环中，新闻逐渐成为表演性的，用于产生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而不再是有关经验性事实的表征(Savolainen，Trilling&Liotsiou，2020)。

对平台媒体算法逻辑中可能存在的“情感架构”的揭示是重要的，它提示人们要在新闻行动者网络的复杂互动下理解作为“情感公众”的使用者群体，而不是仅仅给他们贴上素养不行、逃避真相的标签（一些关于“后真相”的论述就隐含着这样“归罪于公众”的论调）。

除了明显的情感转向外，“新闻使用”主题下还有一些是关于数字环境下新闻使用行为变化的研究。这些关于新闻使用者为什么、以何种方式在数字时代使用新闻的发现，对于新闻行动者来说很有意义，他们可以据此采取适合的策略，尽可能弥合新闻传受之间的鸿沟。

05 总结与展望

“创新”有时会被当成“追逐闪闪发亮的新奇事物”的行为，带有一些让人不以为然的通俗流行的意味。但本质上，“创新”是一种动力机制，是行动者们主动地、有创造性地实践，最终推动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深刻的过程。

数字新闻业正处在一个全球新闻创新大量涌现，并快速重构数字新闻系统的过程之中，可以说，这是新闻实践领域正在发生着的“范式革命”。显然，也是观察、记录、分析这一过程的难得的研究窗口期。《全球新闻创新报告》不仅希望能成为记录这一历史进程的可靠文本之一，更期待能对数字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产生实际影响。

就实践而言，行动者需要更清楚地理解自己在“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位置，并建立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

在这一行动“网”中，“身份”其实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动态的位置和关系才是。

新闻行动者网络也是由多元行动者在实践中结成的影响圈层和实践圈层相互交织变化的关系网络，它既是系统性的，也是策略性的。从某些方面看，这一关系网络的确有“形势比人强”的特点，如大型平台媒体的算法逻辑就是对广大使用者有强大的黏合合效应，因此它们更容易获得数字产品的利润，因此它们成为其他媒体行动者（不得不）栖身的平台，因此它们制定平台规则会对其他行动者产生强制力，也因此它们必然成为重点管理对象。

但从另一些方面看，这一关系网络也有足够的主观能动色彩。既有媒体的传播技术不如人，就必然落伍落寞了吗？渠道为王，内容就不再重要了吗？显然都不是。既有媒体们可以联合起来、可以进行各种协作式新闻实践、可以转型、可以融合、可以全媒体化、可以发掘“非市场需求”，总之这些策略的指向都是，通过主动制造关系，使自己在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位置更稳固。

其实无论对于哪类媒体，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只有单一关系往往是危险的，它因为缺乏其他支撑而更加脆弱。从长远来看，媒体行动者与使用者的关系具有决定意义，不能真正赢得使用者的媒体，最终会失去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以及一切支持。

但从短期看，管理者对各类媒体行动者的影响力都强而直接，比如在中国语境下，政务媒体作为一种特殊媒体行动者类型的横空出现，就是这一影响力的生动证明。

就研究而言，从全球新闻创新及其观念聚类来观察当下的新闻场可以获得有益的系统性视角。其益处在于，能够用比较的研究思路，聚焦于共同的研究问题。

比如“可持续性模式”就是一个全球新闻行动者都在探索的共同问题。就像一个激动人心的大型全球试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市场不同监管不同传统下的行动者共同参与这一试验，采用相同或不同的方式，或殊途同归，或高下有别，或各有千秋。进行系统比较研究，方可更好理解实践与语境的现实关联。而且越是具备全球比较视野，也越容易发现具体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比如中国既有媒体的深度融合就因为与管理者的密切关系，而在全球媒体融合议题上显示出很强的特殊性。系统地考察新闻创新观念，并对其进行聚类，容易看出概念、术语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分歧，有利于理论化工作。

广泛的议题，系统的视角，比较的思路，以及混合式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将有助于新闻创新研究朝着更深入更有理论创造力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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